裴斯泰洛齐的宗教观

裴斯泰洛齐在父母身边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 还从他在Höngg当牧师的祖父那里得到过某些宗教的启示。当时苏黎世市立学校的公共教育也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这就不会令人奇怪, 为什么年轻的裴斯泰洛齐就有当牧师的想法。当这个职位对身为苏黎世市民的他原则上并不关上大门的时候, 这个想法愈加强烈。后来他虽然放弃了这个打算 (也许是因为有一次在祈祷“我主”时总是发笑的缘故), 却终生是个教徒, 始终相信人要对神负责。

裴斯泰洛齐的夫人安娜•舒尔特斯也出生 在一个宗教的家庭, 在极度虔诚的氛围中长大。对他俩来说, 跟一个与自己的基本宗教信仰不相一致的人缔结姻缘是不堪设想的。裴斯泰洛齐一生都在思考宗教的性质和宗教生活的意义, 并将它们纳入他的哲学思索。虽然可以断定, 在生活危机严重的那几年里(约在1785与1798年间), 他的宗教感情有所冷却, 却在1799年当上斯坦斯孤儿院院长时重又复苏,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里不断深化, 在晚年时对耶稣的崇拜简直达到了神秘的程度。

然而, 下文的篇幅较少涉及裴斯泰洛齐的宗教实践, 更多涉及的是他的神学理念。这些理念当然受到他宗教教育的影响, 也即带有浓厚的虔信主义色彩。众所周知, 虔信派教徒拒绝理性主义者对《圣经》的解释, 对文化和纯艺术也保持距离, 他们视宗教为心灵而不是头脑的事, 他们追求的是纯粹的虔信, 生活不必奢侈, 恪守《圣经》的精神, 为身边的人服务。与包容所有基督徒的教会之所属关系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生活在一起的人彼此以诚相见, 充满爱心, 使他们“从信仰中再生”的说法变成亲身体验。

除虔信主义之外影响裴斯泰洛齐的首先还有卢梭。卢梭不像很多欧洲启蒙运动的战友那样全是无神论者。但他依据的不是《圣经》里的启示, 还指责教会的权威。他的宗教信念多半植根于他自己可靠的感觉和他自己理智的思维。就这样, 卢梭以自然宗教对抗上帝启示的宗教。

裴 斯泰洛齐是在他著名的教育小说《爱弥儿》里接触到卢梭的思路的。这位出生于日内瓦的哲学家让那位天主教牧师阐述他哲学的和神学的基本观点。他最主要的信条 归纳为如下几点: 有一种明智的意志使宇宙运动, 使自然充满生机, 这个意志我称之为神, 从而我把理智、力量、意志和善良的概念连在一起。其实我并不认识到这个本质问题, 但我知道它的存在, 我自己的存在隶属于它的存在, 因而我谦恭地向它朝拜, 从心底里愿为它效劳。我察觉到上帝无处不在, 也感到它附在我自己的身上。在人的天性中我看出两种背道而驰的原则, 其一使人上进, 探索永恒的真理, 追求爱、正义、美德、进入精神领域; 其二是拉人下滑, 回归自己, 受七情六欲的制约。人自由行动, 作为自由的生灵被某种非物质的实体赋予生机, 在肉体死亡后继续生存。对以往生活的回忆要么是好事带来的幸福, 要么是坏事带来的痛苦。坏事并不来自上帝, 而是来自人类。上帝不想有坏事, 但也不阻止人去做坏事, 因为他不想限制人的自由。上帝把人塑造成为自由的生灵, 以便他能自由地选择不做坏事而做好事。良心是正义和道德的一种固有的天性, 它正确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善行。至于《圣经》, 圣书的崇高正合我意, 但我并不把它看作是责无旁贷的启示。

卢梭的这笔思想财富到了裴斯泰洛 齐那儿又与他祖传的虔信派基督教相结合。虔信主义和卢梭是裴斯泰洛齐宗教观的两根柱石。这两种学说都把心看得比理智重要, 两者都强调信仰的简单化, 都与神学繁琐的思想大厦保持距离。这三个观点贯穿了裴斯泰洛齐一生的宗教信仰。在他那儿我们随处可见他对神学的真正敌视。1801年他写道(他笔下的 “我”并不指他自己, 而是泛指人们): “我脑海中的神是脑的幻影, 我只知道我心目中的神而没有别的神; 我因信仰心目中的神才觉得是个人; 我脑海中的神是个偶像, 我在向他祈祷时沉沦; 我心目中的神是我的神, 我因爱他而崇高起来。”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3, 页353)

裴 斯泰洛齐跟卢梭一样也主张感官直觉, 人死后在一个非物质的世界里继续活着, 这种身后的存在和今世的生命有着因果关系。这种信仰虽然同是正统基督教的基本思想, 而裴斯泰洛齐在解释它的时候依据的不是《圣经》, 而是像卢梭, 依据的是他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像卢梭那样裴斯泰洛齐也拒绝为身后的生命想入非非, 或想通过某种想像把它具体化。对永生的渴望首先是给人以力量, 在尘世能不辱使命地活着。

与某些基督教的神学家相反 (又跟卢梭相一致), 裴斯泰洛齐也并没有能心想事成, 说出跟下列关于上帝本质的任何不同见解, 诸如他是好的, 他是公正的, 他是仁爱, 他是父亲, 他感到上帝就是他父亲因而他自己就是上帝之子, 相应的回答便是对上帝的诚爱、信任、感激。即便是神学的根本问题, 即上帝被理解为独立于人类某个彼岸世界的一个超然的生灵, 还是被理解为人类心灵深处的一个原则, 裴斯泰洛齐也无定论。在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中, 超越感官的和内心固有的这两种对上帝的不同理解并行不悖。因而他在说起“天国之父”或人是“上帝之子”时和在说起“我天性深处的上帝”时一样漫不经心。

裴 斯泰洛齐同样深信 (这回既同卢梭又同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相一致), 最终永远还是那个确实在你心灵深处感觉到的对上帝的信仰, 这种信仰阻止人们牺牲他人利益, 一味地追求他自己的生活享受。无论这种信仰表现为对“天国之父”的信赖还是表现为对“我心灵深处的上帝”的信赖, 都驱使人们必欲克服他自身的利己主义。因此在裴斯泰洛齐那里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常常把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混为一谈, 把它说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就可见一斑。因而, 倘若想把宗教教育排斥在外, 就不能完整地实现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

裴斯泰洛齐毕生都在努力克服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区别。笃信宗教应完完全全和人在世界上的使命挂起钩来, 无论如何应表明它在高尚的行为和慈善事业中起的作用。他把那种麻痹人们对世间之事的兴趣, 让人疏远世界的宗教实践活动看得毫无用处。

裴 斯泰洛齐关于宗教问题的很多言论闪耀着卢梭思想的光芒, 这就使人有理由经常发问,可不可以把他称为真正的基督徒。从裴斯泰洛齐生活方式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自然并不怀疑他追随耶稣学说的心地是真挚的。从裴斯泰洛齐神学观点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就至少没有忽视, 他要实现的是游离于教堂之外的、注重于实干的基督教, 并且拒绝确认基督教神学的某些核心原理。毫无疑问, 与祖辈们的基督教新教相比, 裴斯泰洛齐更接近于卢梭的自然宗教。

裴斯泰洛齐并非正统基督徒的首要依据是, 他从没有打算承认《圣经》是最终的、为信仰奠定基础的启示。裴斯泰洛齐相信, 要接受那种启示应以朴素的信仰为前导。至少在事先就自然而然地相信上帝是好的, 因为他也有可能用他的说教欺骗世人。拒绝把《圣经》里的话作为信仰的最终基础并没有阻止裴斯泰洛齐对《圣经》的心领神会, 并用它的课文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毫不觉得需要运用它们的神学观点, 从中得出一切可能的认识性结论。而是跟它进行心灵的对话, 并尝试将这种心灵的理解化为行动。在决定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从没有把《圣经》作为唯一的依据, 而《圣经》的阅读却鼓舞他探求真理, 把爱化为现实。

有 趣的是, 恰恰在面临巨大生活危机、对宗教的感情甚为冷淡的时候, 裴斯泰洛齐却明白无误地表明皈依基督教 (详见《调查》 (1797)一作)。在那里他阐述了, 人类生活的每个重大现象最终都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 即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德行现象。这个视野使裴斯泰洛齐有可能把宗教分这三种状态加于区别, 并指出它们在人类学中各自的地位。

在尚未堕落的自然状态中, 人还没有宗教, 因为无辜的动物既不供奉, 又不赐福和诅咒。在被堕落的自然状态中宗教是种迷信: 人们对无法解释的大自然的威力和现象顶礼膜拜, 他们想像中的上帝明显带着他们自身的色彩, 描摩出一个满足他们爱好和本能的形象。

在社会状态中宗教给人于启示、帮助和创造艺术, 却又很快按每个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变得自私、敌意和复仇欲。社会人的宗教很容易变成国家政权的奴仆, 从而也同样很容易变成欺骗。社会人的上帝维护那些对他顶礼膜拜的人的利益, 酬谢他们的这种顶礼膜拜。

只有到了道德状态, 真实的宗教才有可能, 才会帮助人追求他领悟到的至高境界。它一如高尚的道德本身, 完全是个性的: 那是一种对神圣境界感受的无言流露, 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爱的行动。

裴斯泰洛齐把人在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下对宗教的笃信仅仅称作为礼拜活动。它包括所有表面的宗教仪式, 包括各种宗教的风俗习惯, 也包括所有与宗教和宗教法有关的事, 也即各种机构的权力和它们的占有。与这种礼拜堂活动相反, 在道德状态下人对宗教的笃信是神圣的。

裴 斯泰洛齐的独特之处是, 他上述的这个思路并没有诱使他拒绝自然人和社会人纯礼拜堂型的宗教。作为直观的“疏导手段”这两种笃信方式对人都是有必要的。只是要求不要让宗教仪式之类 的东西, 也即一切外表看得见的, 一切生动形象的, 一切教堂和社会的东西超越、甚至阻碍本质上神圣的东西。因为这样就会使手段替代目的。

这 些信念使裴斯泰洛齐有可能回答什么是最好的宗教这个命题。他说, 那种最好的宗教是指内在的本质最为神圣、而在形式上最为简单却又足够符合礼拜仪式的宗教, 以便为世人克服他天性中动物的本能提供足够的帮助。按裴斯泰洛齐的观点, 基督教最符合这个条件, 因为他相信, 基督教很有德性, 因而也完全是每个个人的个性问题。

把基督教看作是最佳宗教的观点却并没有妨碍裴斯泰洛齐在与旁人的相处中表现出宽容。他从没有打算劝说或反 驳某人放弃自己深信不疑的宗教观点, 即便他对这些观点并不认同。然而, 当别有用心的伪君子以虔敬者的面目出现, 旨在剥削或压迫周围的人, 他便不再宽容。他这才放大嗓门, 揭示其真实的面目。

如前所述, 裴斯泰洛齐把自己看作是基督徒。某些神学家却并不这样认为, 这也众所周知,。这就有必要弄清楚, 裴斯泰洛齐对基督教那些基本信条的态度。核心的问题是裴斯泰洛齐对耶稣的看法, 可从两个方面看: 像传统的基督教所布道的那样耶稣是上帝吗? 耶稣的使命又是什么: 仅仅是导师和榜样, 或又是“救世主”, 如果是: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这样说?

首 先, 在阅读裴斯泰洛齐著作的时候不时可以断定, 他在回避那些逼着要他明确表态的问题。他使用的是正教流行的措辞, 但如果仔细阅读, 不时会发现, 这些话别有深意。就这样他避免了直截了当地谈论耶稣是不是神的问题。种种迹象表明, 在耶稣身上他看到的是神圣而又完美的人, 在他身上体现了世人在原则上可能企及的完美境界。他也常常把耶稣说成“救世主”, 但他想的不是从罪孽中解脱, 不是用钉在十字架上的殉难者的血来洁身, 而是追随耶稣和他的教诲来拯救人类于万般无情和世事的纷争。类似的言论见诸于在明兴布赫塞一次对儿童的讲话 (1804): “有如此多的不幸, 从而每个人都可当人的救世主。有成堆的弊端, 无数的受害者在呼喊摆脱它们。你们中的每个人都将是基督徒, 如果他最终能说, 我救人于贫困的过错, 救人于犯罪与陋习。这样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救度精神为人处世, 像耶稣一样把人们的爱, 感激和崇敬一起带入墓穴。”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7A, 页49) 或在《林哈德和葛篤德》中: “哪儿有爱, 哪儿的世界就得救!”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2, 页23)

这一 切都表明, 裴斯泰洛齐并不苟同宗教改革家们最重要的思想支柱之一, 也即仅仅靠信仰就能为自己的教义作出辩解。这首先体现在他并不把“原罪”和“人类的堕落”看作是在上帝面前的集体犯罪, 而是以人类学的观点加于解释, 看作是人受到他性欲和自私的束缚。裴斯泰洛齐不能理解, 这种集体犯罪由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得到了平衡, 也使那些信仰耶稣、相信由此而得到解脱的人们在上帝面前作了辩白。对裴斯泰洛齐来说, 耶稣是榜样, 是神圣的救世主, 以他作出的表率和他的学说, 此外, 他又是个精神形象, 裴斯泰洛齐爱他, 跟他的关系发展到了近乎神秘的程度。因此, 回答裴斯泰洛齐是否是个基督徒的问题, 一直因人而异, 各持己见, 它取决于当事人各自的神学立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