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斯泰洛齐与贫困

在生命的历程上裴斯泰洛齐研究过很多疑难问题, 研究过经济的一般问题与小农庄和棉花制造业的特殊问题, 研究过政治、人类学、培养和教育、认识论、判决、判决的执行、公共道德、宗教和其它。有许多只研究过一阵子, 有个话题却困扰他一辈子, 即贫困。早在年轻时他就肯定地宣布, “怎样依靠简陋的贫民院既安全又方便地把穷人教育成人, 探索这方面的路子, 将作为自己终生所从事的事业。”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 页185) 而当他81岁, 躺在临终前的病榻上无限悲痛地感觉到他毕生的事业轰毁时, 他抱怨穷人们的命运: “我的穷人们, 被压制的、被蔑视的和被驱逐的穷人们! 穷人们, 人们将像对待我那样遗弃你们!” (Walter Guyer, Pestalozzi – eine Selbstschau, Zürich 1926, S. 173)

裴斯泰洛齐在童年时代就遭遇贫 困。他的家族虽然属于苏黎世市的特权阶层, 他的父亲却并没有为它带来财运, 33岁去世时, 小亨利才五岁。从此家道贫困, 幸亏靠了奴婢舍己为人的帮助才勉强维持生计。在苏黎世附近的Högg当律师的祖父那里, 裴斯泰洛齐了解到穷苦的农民更大得多的贫穷和困苦。在那里他看到, 孩子们如何被棉花制造业的家庭手工劳动和差得无法形容的学校糟蹋, 丢失了他们祖传的质朴和力量。于是, 在孩提时代他就决定, 将来为帮助穷人而不遗余力。

在给未来的妻子的信中, 裴斯泰洛齐也在编织当农民如何能救贫济困的蓝图。而后来他自己当农民遭受灭顶之灾时, 把自己的庄园变成贫民院, 在自己的屋子里收留了一大批孩子。即便是这个举措也失败了, 裴斯泰洛齐自己也陷入极度的贫困。写作虽给他带来这笔或那笔的收入, 却几乎不够他的基本开销。在1802年给亨利•左克(Heinrich Zschokke)的信中他写道: “你不知道吗, 三十年来我的生活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经济困惑和一场令人恼怒的跟穷困潦倒所作的斗争。你不知道吗, 近三十年我缺乏生活的必需品; 不, 直至今天我既不能参加社交活动也不能上教堂, 因为我没衣穿也不善穿衣服? 呵, 左克! 你不知道吗, 我是大街上众人的笑柄, 因为我像个乞丐似地跑来跑去? 你不知道吗, 我千百次地吃不上中饭, 中午时分, 即便是所有的穷人都有桌子坐, 我却在街上愤愤地啃我的面包!”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校勘本, 卷4, 页109)

正如裴斯泰洛齐自己所表明的那样, 他自己经历的贫困擦亮了他的眼睛, 对同胞的苦况看得更清楚: “如今, 自己有难, 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民众的痛苦和痛苦的根源, 这不是一个幸运儿所能感受到的。我与民众同痛苦, 他们前所未有地让我看到他们的过去, 我经年在他们中间, 好似猫头鹰混迹在鸟群中。那是在遗弃我的人的嘲笑声中, 在他们大声的喊叫声中: 你这可怜虫! 你还不如一个打零工的人能自救, 却想入非非, 自以为能助大众? —— 读着这一片流露在每张唇边的讥刺, 我心潮难平, 矢志不渝地追求堵住贫困之源的目标, 我亲眼所见我周围的百姓陷入了这种贫困。”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3, 页184)

上 文提到的亨利•左克在收到1802年的来信之后曾考虑助其一臂之力, 裴斯泰洛齐却不愿接受施舍。他请求他, 为拍卖他的著作出力, 好让他的贫民院终于能重新开张。三年前, 斯坦斯的贫民院本来终于又可让他干点儿实事, 却因官方指令而关闭, 请注意, 多亏了左克本人的疏导, 才使裴斯泰洛齐免遭痛苦。虽然他未来的生活道路指引他今后更多地从事学校的改善, 而他的思想和行动的背后仍一直为穷人牵肠挂肚。在布肯多夫的教育工作得到世界范围的肯定时, 他在一封信中写道: “非做不可的事之中, 最主要的是办一所按教学法的精神(请注意当时他对自己教育理论的提法, 作者注)办起来的穷人学校, 作为培养穷人的楷模, 使之提到一个较为完善的高度。”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校勘本, 卷4, 页176)

即便在他的学院办得生气勃勃令全欧注目的伊佛东, 他仍一再致力于改善穷人的处境。1805年他写下了一系列有关贫困的重要著作, 如“贫民教育院的宗旨和计划”, 1807年正处在荣誉的顶峰时期, 他针对他学院的情况写信给一位同事: “我这里拥有的一切, 并非我想要的东西。我曾经探索, 并仍在探索一所贫民院, 这是我唯一向往的目标。”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校勘本, 卷5, 页250) 1818年当他看到有可能在科塔(Cotta)出版他全集时, 在一分钱还没有拿到手上的时候, 他就把预计进款中的35000法郎“捐赠”给一所贫民院的揭幕式。还在同一年, 他在伊佛东附近的克林蒂(Clindy)建一所贫民院和一所贫民学校。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的事业得救了。是上帝救了它。我的贫民院如日中天, 它的力量, 它的安全, 使我如今的日子每时每刻都充满了快活的幸事.....。我是幸福的。先前我是多么不幸, 如今我是多么幸运。有时候我真敢想, 莫非我是活在地球上的最有福气的人。”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校勘本, 卷11, 页311) 他回首人生, 于1826年写道: “不, 我的贫民院, 在布肯多夫时慌乱上阵, 在伊佛东时远非井然有序, 这不是我人生的目的。”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28, 页251) 由于教员们关于谁来当他接班人的不幸之争, 他不得不以79岁的高龄离开他的学院回到他的新庄, 旨在跟他的同事约瑟夫•施密德一起, 重建一所45年前破产的企业型的贫民院。

让我们试着简单地回顾一下, 在裴斯泰洛齐的时代, 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如此普遍的现象呢。诚然, 这里有个人的原因, 诸如缺乏天才和勤奋或由于懦弱, 使人在贫困中沉沦。还有命运的打击也会导致生活的困厄。可以想见, 在裴斯泰洛齐的时代, 还无任何保险可应付疾病、火灾或养家糊口之人的早亡。遭此不幸的人, 多半陷入困厄。

因而, 这大面积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特性: 首先可以确定, 数百年来农民阶层总要为社会负担更多的赋税, 税务之重常超过土地的纯收益。有时候颁布的税法竟如此荒唐: 对一个农民来说, 与其耕作农田还不如让其荒芜。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赋税便是所谓的“十一税”, 早先是一种实物税(牲口, 谷物, 水果等), 最初占农业收入的十分之一, 但也有的被随意提高。在苏黎世地区有两个村庄, 村民的生活明显优裕, 其余的却一贫如洗。唯一的原因在于, 这两个村庄基于原先的权利免交十一税。因而不用奇怪, 为什么裴斯泰洛齐在革命阵营中极力主张取消十一税。他写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 披露了他在纳税问题上通晓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的观点。

除此之外要考虑的是, 在人口日渐增多的情况下, 可耕田会变得普遍紧缺。农民的儿子不得不外出谋生, 在新兴的纺织业中就业。慢慢地从毫无田产的农民变成了工厂的工人。但工业生产并不造就普遍的富裕, 因为它削弱祖传的手工业和田庄, 常常肆无忌惮地剥削失业后的农民和手工工人。虽说刚好在18世纪后半叶靠了工业劳动偶尔有较多的钱流进瑞士各村, 然裴斯泰洛齐看到, 那些惯于贫穷的人们却不知如何使用这些钱, 从而助长了通货膨胀, 使他们从钱币的主人变成一条穷汉。换句话说, 因为这笔相对的财富并没有变成能聚财生财的地产, 而是金融资本, 从而遭遇到了各种难于意料的波动和破坏, 动摇该时期的金融体系。

现在 让我们看一看裴斯泰洛齐是如何理解贫困的本质。从表面看, 贫困可以从纯经济的角度下定义, 即缺少满足基本需求或别的需求的资本。解救的办法也同样是纯经济的措施。裴斯泰洛齐却看出同是贫困的差别。他把贫困区别为两种程度, 一种是其实还可以承受的贫困, 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清贫的家境”, 另一种是极度的贫困, 使人忍饥挨饿, 病了得不到救治和护理, 感到只能听凭厄运的摆布。如此这般的贫困裴斯泰洛齐多半称之为“困苦”。

这种区分的意义就在于, 原则上裴斯泰洛齐并不把贫困的第一种形式(清贫的家境)看作是消极的，甚至看作是积极的。

对 贫困的原则上是积极的评价首先扎根于裴斯泰洛齐的如下信念, 即人生存在的意义不能是越来越多地占有。满足了基本要求, 就能献身于人生的主要任务: 人自身的发展体现在道德的净化和和对群体的服务上。再者, 清贫的家境原则上之所以是积极的, 是因为它迫使单个的人, 有力必使, 通过这种努力培养他的能力。就此而言, 裴斯泰洛齐认为贫困是一种很现实的机遇。按他的观点, 不能把排除这种机遇作为奋斗的目标, 相反地应利用这种机会。因而对裴斯泰洛齐来说, 贫民的教育不是“由贫致富”的教育, 而是“对付贫困”的教育。为此他还写下了如下名句: “贫民须学会贫困”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 页143), 此话引来很多解释, 包括或许是错误的解释。通观全文, 现已清楚, 这是指帮助尚未成年的人, 有可能在生活的逆境中自己克服困难, 坚强起来, 学会做个真正的人。此外, 此话的潜台词当然是指要面对现实。裴斯泰洛齐再明白不过了, 他从街头和行乞招来的孩子在他贫民院呆过之后, 又须重归一贫如洗的境地。倘若他们在贫民院里过惯了安逸的生活,并未真正地帮助了他们。

然而, 裴斯泰洛齐又一再强调, 贫穷其实不会提高人们的素质, 相反却会诱发很多不讲道德和内心的堕落。其实贫困只是一个机遇而没有价值。只有通过人品好的教员的愿望它才变得很有价值。

贫 困若变成了困苦, 也就是说人们生活在垃圾和饥饿之中, 这种生活条件就不再给人机会, 来发展符合人性的东西。裴斯泰洛齐直言不讳地说, “在困苦的泥沼中, 人变得不是人”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3, 页223) 。因此, 政府和国家该做的事情便是, 通过直接的经济援助来排除困苦。也就是说, 贫困之甚, 已使人不再能自救。

我们不禁要问, 裴斯泰洛齐想通过什么途径教育穷人正视贫困。首当其冲的是让孩子习惯于虽说清贫却是收拾整洁的生活环境, 其中勤俭节约、办事周到以及有一技之长能挣钱糊口的劳动这三者应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时他看到, 纯农业或农业占优势的生活方式已成过去, 因而大体上人们须接受这新兴的工业生产方式, 并学会与它共存的生活。特别是无田的贫民再不能指望, 当农民便能维持生计。他的命运是工厂劳动, 却也能在一小块农田上为自己和家庭生产一部分食粮。为此, 裴斯泰洛齐在新庄的贫民院, 一是附设一家小工厂, 让孩子们学习纺纱织布, 二是有他祖传下来的农庄配合, 让孩子们学会“小型农垦”, 也即在小块农田上精耕细作。即便在所有后来的贫民教育计划中, 生产实践活动也都占着主导地位。

实际上这叫作童工。在裴斯泰洛齐时代, 童工是想当然的事情。他未曾闪过这样的念头, 有劳动能力的孩子一概被排斥在家庭企业或家庭工业之外, 就因为他们还没有到一定年龄, 比如15岁。按照他的经验, 败坏孩子的不是劳动, 而是游手好闲。因此, 决定的因素是, 让孩子劳动的出发点是什么, 是为了教育他们学会劳动和学会做人呢, 还是借廉价劳动力使自己发财致富。裴斯泰洛齐坚决摒弃这等滥用年轻人的卑劣想法: “不, 痛苦的、无望的和不幸人家的儿子生来并不是为了推着轮子, 让大户人家高升。不! 不! 他不是为此而投胎的! 这是对人性的践踏 (我的心为之而愤怒)。只要一息尚存, 我还把每个人看作是兄弟, 别让恶意的行为和有失身分的经历, 冲淡我爱的幸福感。”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 页159) 实际上这是说, 教育为劳动, 劳动为教育, 这两者至关重要。而裴斯泰洛齐从来没有把贫困仅仅看作是物质的匮乏, 也不想把孩子们仅仅引导到一个没有任何摩擦而运转的乌托邦社会, 他不能也不想在这方面就此止步。相反, 教育为劳动应该纳入一种对人的全方位的培养, 手脑心三者并举。因此裴斯泰洛齐也教行乞的孩子动脑筋, 教他们思考, 阅读, 写字, 计算, 指导他们认识和了解世界。早年裴斯泰洛齐曾尝试将生产劳动与在校学习相结合。孩子们的纺纱织布应做到得心应手而无须全神贯注, 从而能同时听老师讲解, 解答算术题和练习发言。后来裴斯泰洛齐取消了这一想法, 把劳动与在校学习的时间叉开。

而高于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心灵的培养, 道德和宗教的培养。裴斯泰洛齐深信, 要达到这个目的, 不是靠口头说教所能达到的。在《林哈德和葛篤德》中他这样写道: “这是徒劳, 当你对穷人说, 这是一个神, 又对穷人和孤儿说, 你有个父亲在天上, 如果他觉得你不是人。唯有使你的穷人在你面前能像一个人一样地生活, 唯有你像是父亲一样地教育孤儿, 唯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才指给他看, 有个神和父亲在天上。”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4, 页426) 裴斯泰洛齐不知疲倦地强调, 只有以心交心, 对方的心才被感染, 内心的爱体现在关怀的行动上。因而道德教育的成功取决于让穷孩子们体验到教员的行动是爱的行动。孩子们应看到, 所有要他们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约束都建立在教员为他们付出的爱心上。

由此可见, 穷人的教育并非教育的特殊领域, 而是与普通人的培养是同一回事。裴斯泰洛齐也曾寻求过正确的穷人教育法, 但因为他对穷人像对普通人一样敬重和加于培养, 便找到了那种对人们普遍适用的教育法。他在1806年描述过他教育的尝试: “它们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萌生于对本国穷人的同情, 试图向他们伸出手去帮助他们, 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带有特殊需求的这个阶级的小圈子里。我曾想方设法帮助穷人摆脱人的天性, 很快就得出结论, 它们无可辩驳地向我证实, 凡是被认为对穷苦人确有教育意义的东西, 仅仅是因为它们被确认对人的天性具有普遍的教育意义, 而不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如何。我不久就看到, 贫与富对人的培养没有影响, 不能, 也不该改变他们的天性, 恰恰相反, 在这方面无论如何有必要看到人性中那永恒不变的东西, 摒弃所有偶然的和外来的因素。我深信, 这永恒不变的人性又得到后天足够的培养, 不管遇到外界什么样的突发事件, 他都会根据内在的力量作出相应的对策。不仅如此, 他需要和利用这种外界来增强他内在的力量和这种力量的作用, 当他的力量和它对外界形势的影响走到了极限, 他便急流勇退, 生活在逆境之中却甘之如饴, 如同在顺境一般。” (裴斯泰洛齐著作全集校勘本, 卷19, 页29)

就这样, 我们在贫困这个概念的探讨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缺少物质财富的人不过是外在贫穷。而如果他的人生经过贫困的历练, 在贫困中得到了多方面的培养, 他的内心便是富有的。而这种内在的富有是万事的终极目的。裴斯泰洛齐一再断定(想必你不会感到突然), 作为培养内在富有的前提, 外在的贫困(并非困苦不堪) 原则上要优于外在的富裕。因而他在培养贫民时, 不想把他从外在的贫穷引入外在的富裕, 而是利用这种外在的贫穷来发展贫民内在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