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庄的年代

生命危机

„他站着那儿, 周围挤满了人, 有一位说, 你不是成了我们的画家了吗? 本来你为我们补补鞋也许会好一点。

他回答他们: 我本该为你们补鞋, 我本该为你们搬石头, 我本该为你们汲水, 我本该为你们而死去, 但你们不想要我。于是, 在我因被人践踏而不得不空白的人生中, 我别无选择, 学了画画。“ (裴斯泰洛齐作品全集, 卷11, 页101)

在这种情况下, 裴斯泰洛齐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为了能从事社会和政治活动,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写作, 用诗人和哲学家的话描绘人和人际关系。

1780年和1798年之间, 正值裴斯泰洛齐精力最为旺盛的年华, 专家们认为, 这些年既是裴斯泰洛齐的创作年, 又是他„危机深重的时期“。裴斯泰洛齐越来越苦于自身的贫困, 自身的寂寞和人们向他流露出来的蔑视, 特别受不了对他的那个很普遍的看法, 即: 他是个没有用处的人。于是, 他当年深受卢梭人之初性本善影响的乐观的视野, 逐渐转变成严厉的丢掉幻想的现实主义者的视野, 他看到了某些人, 首先是利己主义者, 应该跟这些人断绝关系。随着他对人和他们内在力量的信念的回落, 他对宗教的真诚的感情也逐渐淡化。是的, 蔑视人的情绪曾一度制服了他 —— 一个如此热烈向往爱和爱的作用的他。在他重新大力从事穷人之父活动的斯坦兹, 他回顾了这个时期:

还 可以, 各方面都还可以。我洗刷了我人生的耻辱。青春年代的德性重新获得了力量。正如一个连续几天看到粪便和烂泥埋到脖子, 死亡已经逼近的人一样, 我有那么多年生活在绝望和难于言状的痛苦的煎熬之中。那时, 我恨不得朝我周围看着我的人们的脸上吐唾沫。(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 卷4, 页20)

不 言而喻, 在这18年中, 裴斯泰洛齐不光是摇笔杆子, 部分时间他还忙于他在新庄的事务。作为一个小企业主, 他在家料理布料的印刷, 他和国内外名流建立了很多新的关系。他一次又一次寻求教育界或政界的就业机会, 幻想过维也纳皇室的聘用。他阅读书籍, 并写了许多这些书的评论。在政局危险的情况下他出任调解员, 甚至充当一家苏黎士丝织厂的经理。在那里他尽管没多少指挥权, 总还有面包吃。他的太太也能在企业的办公室里挣点钱。

鼓励裴斯泰洛齐走上创作之路者, 当首推 伊萨克·伊瑟林 (Isaak Iselin) 。裴斯泰洛齐写道:

先 是伊瑟林唤醒了我这样的想法, 按照我的情况有必要积累经验, 使自己有能力当作家为国民服务。很久以来, 我就常常跟他一起讨论最佳成人教育的特点。也是很久以来, 我尝试过不同的教学形式, 而很长时间没有一种使我满意的形式。我觉得, 首先要引导人民更好地认识自己和他的处境。我觉得, 人民只相信认识他和属于他自己的一切, 只愿意倾听爱他的人的话。仅仅以为, 只有以某种方式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人才是爱他的人。我看到, 历史和图片必是各类民众教育唯一有效的材料。我想, 有可能先由某一部使人民很感兴趣的历史故事作向导, 由它来传授基础知识和各种观点, 此后, 人们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他讲述这部历史的某些既定的原理。就这样产生了我的那两部民间话本的计划。 (裴斯泰洛齐作品全集, 卷8, 页247)

裴斯泰洛齐这里指的是《林哈德和葛篤德》 (Lienhard und Gertrud) 和《克里斯托夫和埃尔瑟》(Christoph und Else)。1780年和1798年间创作上的收获异常丰硕和令人瞩目。它展示了裴斯泰洛齐是个多面手: 既是下层人生活的观察家, 又是博学的法学专家, 既是历史学家, 又是多产的小说家, 既是教育家, 又是兴趣广泛的政治家和涉猎人性、社会、宗教和法学等众多领域的哲学家。出自这段时间的学术论著有大小60多部。下面择要简述。

《黄昏时刻》 (Die "Abendstunde")

《一位隐士的黄昏时刻》写于1779年, 1780年五月发表于伊瑟林主编的《人类每日大事记》,被裴斯泰洛齐看作是“我全部作品的前言“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 卷3, 页96)。它探讨的不外乎如下问题: 人的本性, 怎样能找到通达真理和幸福之路? 教育中要遵循哪些准则? 一个合理的社会和一个福利国家应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宗教在这些方面又起什么作用? 其核心思想是, 人类社会应该是上帝和人之间这种父子关系的缩影。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百姓,当他们在社会关系中把自己都看成是上帝的孩子并以此行事, 他们才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幸福。

一篇较为深入的作品分析可供查阅, 请在此点击。

民间话本

在他四部头的文学代表作 《林哈德和葛篤德》 中, 裴斯泰洛齐描绘了他的上述幻想。1781年发表的第一卷在全欧各个阶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并奠定了裴斯泰洛齐世界性的声誉。在很短时间里, 该书就被译成不止一种别的文字。这个成就鼓舞了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其余三卷。它们分别于1783年、1785年、1787年问世。裴斯泰洛齐这部小说的文 学意义还在于, 它第一次重笔描写的, 不仅仅是个别的人的生活和命运, 而且是整个村庄群体的命运。

(《林哈德和葛篤德》的内容和主要思想概述, 请在此点击).

不管《林哈德和葛篤德》(特别是头两卷)的成就有多大, 带给作者的却并不全是欢乐。 他一再抱怨, 尽管人们从小说的故事获得享受,却没有接受它的基本思想并付诸实施。于是他于1782年就着手写作他的第二部民间话本《克里斯托夫和埃尔瑟》。故事情节很 简单: 在标题中提到的那对农民夫妇夜夜与远道而来的、聪明的奴隶约斯特Joost和男孩弗里茨坐在一起, 他们读《林哈德和葛篤德》中的某个章节, 又加以深入讨论。对裴斯泰洛齐思想的信徒, 它当然是一座思想的宝库, 但它那枯燥的情节, 却几乎没有人会感兴趣。因此裴斯泰洛齐没有将这个项目进行下去, 以后, 他把自己的思想更多地注入了《林哈德和葛篤德》的故事之中。这却使小说的后两卷相当厚重难读。 裴斯泰洛齐必然了解到, 想通过一本书来改变世界, 真是太难了。

对于那些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 阅读初版《林哈德和葛篤德》四卷会倍感兴趣, 从后两卷尤其可以看出, 裴斯泰洛齐已从《黄昏时刻》中描绘的人的乐观形象, 转向新的、带有现实主义、甚至是悲观主义色彩的立场。这种改变了的视觉在著名的 “少尉的哲学“一章, 即第4卷第41章(我少尉的和我书的哲学)中阐发得最为清晰。在那里, 裴斯泰洛齐把将去波那尔(Bonnal)教育机关任职的退役残废少尉格律非(Glüphi)作为自己的传声筒。

早在贫民院彻底破产前, 裴斯泰洛齐就曾请求过他的朋友伊瑟林, 让他帮忙在国外找个职位。他的目光首先投向维也纳的皇室, 对富有社会进步意识的国王约瑟夫二世(Joseph II)抱有希望。从1783年起裴斯泰洛齐与皇家的财政部长卡尔・约翰・克里斯蒂安・封・青岑多夫伯爵Graf Karl Johann Christian von Zinzendorf), 从1787年起还同皇帝的弟弟莱奥波德・封・托斯卡那大公(Herzog Leopold von Toscana)建立了通信联系, 裴斯泰洛齐试图对很有影响的贵族施加影响, 由此可见一斑。而《林哈德和葛篤德》又明确无误地证明,大约到1792年为止,他把社会状况的改善寄托于贵族阶层的内部革新。他还希望借助他的书, 谋求在奥地利的供职。小说中的财政部长对裴斯泰洛齐所认为的良策逐渐持积极态度, 他的名字“恩多夫“(Endorf), 就有那位权倾朝野的皇家财政部长的影子。毋庸置疑, 它给人的印象是, 近乎于笨拙的讨好。裴斯泰洛齐的这一抱负, 使他作出了改写他全部作品的决定, 从而于1790到1792年间, 又推出了《林哈德和葛篤德》的修订本 —— 三卷本的简缩本,却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为约瑟夫二世死于1790年, 在维也纳继而登基的莱奥波德也只活到1792年。本来, 裴斯泰洛齐很可能打算将他小说的整套修订本献给他。裴斯泰洛齐与维也纳的联系就这样画了个句号。用裴斯泰洛齐自己的话说,《林哈德和葛篤德》成了“一座永 久的纪念碑…, 昭示我已竭尽全力, 挽救纯真的贵族。“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 卷3, 页286)

关于立法和屠婴 ("Über Gesetzgebung und Kindermord")

1783年, 裴斯泰洛齐自费印制了又一部重要著作: 《关于立法和屠婴》。 写作这部力作的起因是1780年十一月登在伊萨克·伊瑟林主编的《每日大事记》上的一则预告: 有一位德国慈善家拿出100杜卡特的金币, 悬赏征求下列问题的答案, 即什么才是既防止屠杀婴孩, 又不至于助长淫乱的切实可行的最好办法? 在启蒙运动的过程中, 欧洲有很多勤于思考的人探讨上述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普遍的倾向是, 在审判时, 不是简单地照搬事先规定好的条理来宣判客观犯罪事实。而是兼顾犯罪人的主观动机, 从而将处罚首先不是作为一种赎罪、甚至报复的方式来对待, 而是作为教育人, 使之重新溶入社会的一种手段来处理。当时, 特别令人心神不安的是, 为数众多的婴孩被杀案都被判处了死刑。众所周知, 连歌德也在他的浮士德第一部里触及了这个主题。

裴斯泰洛齐马上感到有责任处理这个紧迫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他成功地搞到了一系列案例, 有一部分还在他的著作中逐字逐句地被引用, 借此得以唤起读者对不幸的年轻母亲的同情, 她们在精神危机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如今被交给了严厉的法官审讯。全书是为迷途的可怜的母亲的一篇炽热的辩护词, 又是控诉社会, 它的机构和它所代表的骗人的道德的一纸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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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报》 ("Ein Schweizer Blatt")

这个时期的另一个重要的文学成果是所谓的《瑞士报》(Schweizer Blatt), 即裴斯泰洛齐于1782年全年出版的一份周报, 多半发表他自己的文章。开始时他不透露自己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 每一个对它感兴趣的人都明白, 这位作者不是别人, 只能是裴斯泰洛齐, 所以他以后也就不再把自己藏匿起来了。裴斯泰洛齐跟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办刊, 随着启蒙运动的开展和印刷技术的改进, 新的刊物不断涌现, 但都昙花一现。裴斯泰洛齐刊物的命运也不例外, 它的读者群都是有教养的人, 各个方面的品位都很高, 所以销量不大, 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 裴斯泰洛齐又感到每周的校稿是个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从而, 当第52期终于问世, 他想必为能够较为体面地放弃这项工程而感到高兴。

寓言

裴斯泰洛齐在《瑞士报》上发表了一组寓言,即短篇故事,多半取材于动物和植物世界, 如果懂得识别这些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的话, 人们就可以从中看出隐藏在它们背后的矛盾重重的自己。当时的瑞士还无新闻自由。凡印刷品均由上级监管。因而要书面发表对某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很难。寓言这种 艺术形式就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因为它们的涵义往往不很明确, 不至于让检查官有足够的把柄阻止它们的发表。在当时, 裴斯泰洛齐当然不是唯一发明寓言的人。1797年, 他经过几年的积累, 得于将230则寓言放在同一本书里出版, 并为它起了个繁琐的题目, 曰“我启蒙读本的形象或关于我思想的最初原因“。所谓的启蒙读物, 有可能指的是他的长篇小说《林哈德和葛篤德》, 他自己曾把这部著作称之为“人类的启蒙读本“ (裴斯泰洛齐作品全集, 卷3, 页3)。也有可能指的是他的在同一年发表的哲学基础读物《我对人类发展中大自然发展过程的探索》,并打算用它的象征社会和人生原形的“形象“作为这本书的 插图。裴斯泰洛齐完全意识到, 他的思想并不建立在某个哲学的基本原理之上, 而是扎根于活生生的印象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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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集 ("Nachforschungen")

同年, 即1797年, 裴斯泰洛齐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我关于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探索》发表了。此乃多年劳动的成果。《黄昏时刻》中过于乐观的见解表明是条死胡同。但“少尉的哲学“ 一书中的冷浚的现实主义和悲观主义, 正如那封出了名的尼柯洛维乌斯信(Nicoloviusbrief) 所表明的那样, 他也愈来愈觉得是“有局限性的观点“。迄今为止, 他所探索的方向是人的动物属性和社会现实的动物属性之间的联系。受卢梭影响, 他先倾向于必不可少的德性与社会有着因果关系的观点。他思索后找到的答案是, 人类的德行是一种最终仅仅为单独的个人提供的机会, 看作是一种存在方式, 它建立在完全独立的、不受动物属性和社会属性影响的个人的内在力量之上 (他曾称之为“神圣的火花“)。按这个观点, 人的动物属性正如人的社会存在一样, 不是表现为原因之所在, 而仅仅表现为个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条件。人的本性的这种二重性, 在裴斯泰洛齐的其他著作中, 几乎被公式化地描写成“动物的“、“低下的“、“性感的“的一面和“高尚的“、“永久的“、“神圣的“的另一面。这就构成了人不同于动物的、原则上看来是 无法消除的紧张关系。生理上的、社会的和道德的这三个层面的本质区别, 不但有可能对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作出解释, 而且显示了, 当个人在具体的生活行为中把自己提高到道德的高度, 有必要, 也有可能至少是部分地克服这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