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庄的年代

1789年, 专制主义的法国随着巴黎民众冲向武器库的风暴和随后发生的革命事件而倒台了。裴斯泰洛齐仍一如继往地试图在他的著作和在他让进步政府(如在维也纳的奥地利 皇帝)聘用的努力中拯救“纯洁的专制主义“。于是在外界看来惊奇的是, 1792年8月26日他作为唯一的一名瑞士人, 跟16名欧洲的著名人士一起被法兰西国民议会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毫无疑问, 法国革命者的很多追求跟裴斯泰洛齐的理想是一致的, 例如他们在工商贸易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取消不合理的捐税和税收制度以及改进民众教育等方面。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裴斯泰洛齐从未过高地评价表面的平等, 把自由看作是任何方面都没有约束的时髦理解, 并不等同于裴斯泰洛齐区别不同情况的自由概念。

也许, 跟维也纳关系的中断和他几乎同时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 促使裴斯泰洛齐的内心摆脱对贵族阶级的理想, 更多地接受民主的思想和更加同情法国。 但他对法国的事态和对革命该不该欢迎的判断仍是区别对待的。他一面支持革命者的事业, 另一方面又拒绝为实现新制度的流血, 1792年到1794年法国革命者的大开杀戒使他深感恐惧, 并使他反感。

对裴斯泰洛齐来说, 被授予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是个契机, 将他对革命的态度留下书面文字。由此产生了他令人倍感兴趣和分外重要的革命文献《赞成还是反对》, 却未能让它发表。裴斯泰洛齐在著作中曾宣称他“站在人民一边“ (裴斯泰洛齐书信全集, 卷10, 页142)。但这并不妨碍他对革命的宗旨和言论作出非常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方面他在原则上赞成革命的想法, 另一方面又对革命者的杀人癖感到可怕, 断然拒绝他们无节制的暴力行动, 即便他能够理解它们, 甚至承认它们的不可避免。但他更加尖锐地批评欧洲的(特别是法国的)上层贵族的专制政体和极权主义, 视之为革命和伴随而来的暴行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 人民困苦和为此而流血的主要责任者是路易十四, 他在长年的执政中肆无忌惮地剥夺了各个等级的权利, 也因而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平衡, 从而使所有的人的情况同样恶化。每当革命的反对者对平等的观念不满, 裴斯泰洛齐就起而反驳下列观点, 即革命者的行为无非是秉承了极权主义的衣钵。

法国革命也把阴影投到了瑞士, 当它鼓励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阶层提出他们的要求,。例如在被苏黎士市控制的行政区施泰发就发生了这种事。新兴的纺织业使很多人富裕起来, 但他们却丝毫享受不到政治权利。于是他们在一篇措辞十分温和恭顺的布告中提出了他们的要求。首先他们要求一部新的宪法, 不仅保证城市的市民, 而且保证农村的人口享有政治权利。然后他们要求工商业自由, 其次是允许农村人口上高等学校, 以便能成为教师和牧师, 在军队里, 也像城市的市民一样能晋升为军官。此外他们还要求一个合理的税收制度, 因为作为封建残余, 唯有农民被层出不穷的税赋压得喘不过气来, 而商人, 企业和城市的市民却不用交税。最后, 他们还提醒政府恢复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城市夺取的和扣留不给的老的权利和自由。

苏黎士对这篇布告的反应非常严厉。它施行逮捕, 扬言将他们流放。在这种情况下, 裴斯泰洛齐充当人民的律师, 并把他的思想写进三篇文章, 想递给城里富有影响的市民看。在一封公开信中, 他争取对立双方的理解, 但并不隐讳他心向国民一边。于是他向政府大声疾呼:

真正的公民道德离盲目的奴性与反叛的鲁莽精神同样遥远。寡廉鲜耻与放任自流同样会使祖国走向灭亡。眼下的危险很大, 而将来的危险更是大得无法估量。我深信, 只有尊重人民的感情, 祖国才能得救。(裴斯泰洛齐作品全集, 卷10, 页294)

然 而, 他的文章还来不及付印, 苏黎士就于1795年7月5日派2000名士兵占领了惊恐万状的施泰发村。处罚又是严厉的, 有可能被判死刑。裴斯泰洛齐并未放松他的努力, 他号召双方要慎重。作为调解人, 他有明确的目标: 一方面要让被欺负的乡间住户终于赢得他们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想避免任何形式的流血, 不光是死刑, 也包括村民的暴力反抗。在提醒人们保持克制时裴斯泰洛齐当然不是一个人。他青年时代的朋友, 女子大教堂的牧师约翰·卡斯帕尔·拉瓦特尔(Johann Kaspar Lavater)也号召大家镇定。于是至少没有发生人们担心的死刑判决和流血。但是260人却受到了牢狱监禁和罚金的重判。

这期间, 法国跟周边邻国战事频存, 想把战争扩大到半个世界。施泰发事件爆发后一年, 常胜将军拿破伦已在意大利引起轰动, 又隔一年, 当他去瑞士旅行时, 在各地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欢呼, 礼炮轰鸣, 彩旗飘拂, 赞声不迭, 歌声激昂。革命的朋友鼓励他也进军瑞士, 用武力制造新秩序。

目睹国内爆发内战和法国部队外来入侵的双重危险, 裴斯泰洛齐的奋斗目标是, 同时避免这两桩恶事的发生。他完全意识到瑞士政治状况的变革, 没有法国的帮助是不能完成的, 这就是说, 按照他的观点, 法国应该对瑞士施加压力, 但不是直接插手变革的过程。只是他没有料及这些法国人对钱财的饥渴。尽管所有大城市的政府, 在面临到处爆发的臣民起义和出于对法国人害怕的情况下, 于1798年二月都给予国民平等权利, 答应制定一部建立在自由、平等和博爱基础上的宪法, 法国人仍然于1798年三月初以15.000名的兵力入境, 突破了最后的抵抗, 占领了这个国家。将国库抢劫一空, 将黄金一桶桶地装上沉重的牛车运往巴黎, 洗劫全国, 奸污妇女和女孩, 从而使苏黎士的牧师拉瓦特尔(Lavater)认识到有理由发布下列公告:

„ 贵族统治已经倒台本是一件大好事, 本可以满足很多志士仁人的愿望。 … 但你们法国人充当强盗和暴君来到瑞士, 对一个从未伤害过你们的国家发动战争, 你们口口声声说解放, 却不择手段地奴役人民。… 我们从不需要这样, 因为我们(按你们荒谬的神话)是奴隶, 所以从来就不用盲目服从, 也正如按你们的说法,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

如 今的法国把多样化为其特征的联邦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号称“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 并把它随心所欲地划分为一些州和行政区, 但它们全然没有自主权, 只是执行大议会(立法机构)和五人执政内阁(行政机构)所决定的东西。因而这部新宪法遭到大多数瑞士人的憎恶, 尽管它保证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 信仰、凭良心行动、新闻和工商业的自由, 保证建立协会和向政府递交请愿书的权利, 保证建立普遍的税收制和赎买封建税款的可能, 也尽管确有远见卓识和爱国情愫的要员在五人内阁坐政。

裴斯泰洛齐顺水推舟, 因为新宪法和五人内阁许诺实现的改革, 大体上正是他30年来就要求的, 便出任了新政府之职。当他和五人内阁中的一员菲利普·阿尔布莱希特·施塔费尔(Philipp Albrecht Stafer)结为好友之后, 更使他觉得方便一些。于是他接受了“赫尔维蒂人民报“(Helvetisches Volksblatt)的编辑部工作。该报被视为赫尔维蒂共和国真正的喉舌。如今, 在履行编辑部之职和在大量宣传小册子中裴斯泰洛齐试图让人民理解革命的意义和机遇, 告诫新的当权者真正兑现他们的诺言。那已经广为流传的新政体反宗教的观点, 显然他未能令人信服地排除。那时, 革命者对教堂和基督教的攻击是如此明目张胆。虽说新宪法保证宗教自由, 却禁止牧师们的每一项政治活动, 他们的教义和布道受到警察局的监控。只要外国的部队还蹂躏着这个国家, 人民被强迫宣誓忠于宪法, 就有许多人觉得没有自由。

裴斯泰洛齐的编辑工作不很成功, 因为他没有投合“人民的口味“, 即便他在这方面作了何等的努力。他的课文过于说教, 还常常带恩赐者的口吻, 不然, 它们会受到特别的欢迎。于是, 当1798年底、1799年初去斯坦兹当“孤儿们的父亲“的新任务呼唤他的时候, 不仅对委托他这份工作的人, 也对他自己都是桩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