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庄的年代

农产业受挫后, 裴斯泰洛齐一度把立足点转移到棉制品的贸易上。他从舒尔特斯娘家的亲戚那里买下生棉球, 分别让它们在邻近的几家纺纱车间和地窖的织布车间加工。但裴斯泰洛齐不是从穷人的劳动中赚够钱的人, 为他出钱的人又得忍受经济上的损失。

即便裴斯泰洛齐经营的棉纺织业成绩平平, 却给了他动力, 将新庄转变成一个贫民院。裴斯泰洛齐看到, 数以百计的贫困孩子无人管教或行乞。他认识到, 帮助他们的唯一途径是, 让他们学会劳动, 让他们接受教育,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让他们学会纺纱织布和不误农田。可以假想, 在考虑这个社会问题时, 他同时又指望自己的企业能立足于新兴的棉纺织业, 以此来确保他自身的或他家的和他企业的生存。约从1773年起, 他把贫困的孩子收容到自己家里, 给他们吃, 给他们穿, 督促他们劳动, 教他们识字和懂道理。就这样, 他的农庄于1774年逐渐变成了一座贫民院。他想在农业和新兴的工业劳动的结合中, 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活空间, 让一无所有的孩子在那里为未来的自立更生的生活作准备。1776年有22个孩子住在他家, 两年后甚至达到37名。他又造了两幢大楼: 一个车间和一个孤儿院, 雇佣学有所成的纺织能手和女帮工照管孩子们的田间劳动。在孩子们纺纱织布时, 他教他们语文和算术。在新庄的全部生活中, 裴斯泰洛齐满心想温暖孩子们的心, 让他们能过上一种真实的, 充满爱和德性的生活。

裴斯泰洛齐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 贫民教育家的他的活动并未陷入实用主义的羁绊, 而是把贫困和贫困者受教育的问题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上作理论上的思考。他这方面的思想见诸于所谓的早期穷人书里, 最为鲜明地体现在写给 尼克劳斯·埃马努埃尔·恰尔讷尔 (Niklaus Emanuel Tscharner)的三封信中。裴斯泰洛齐的这位施主, 堪称伯尔尼市和州的上层官员一辈, 1767年到1773年, 任隶属伯尔尼的裴斯泰洛齐住地的总督。1776/77年间, 他在《人类每日大事记》(Ephemeriden der Menschheit)中发表了他有关穷人受教育的意见。这是一家政治伦理学的杂志, 由巴塞尔议会书记员伊萨克·伊瑟林Isaak Iselin主编。在贫困者受教育的问题上, 裴斯泰洛齐与恰尔讷尔不同,拥有实践经验, 自己作为穷人的一员生活在穷人中间, 因而感到有必要对恰尔讷尔的过于理想化的观点提出异议, 在三封信中阐明他的不同观点,后来, 恰尔讷尔让这些信也在《每日大事记》上发表。

众所周知, 裴斯泰洛齐的贫民院, 在财政上也陷于一败涂地的境地。他先从友人, 熟人和亲戚那里想法钱。待到不够用时, 1775年, 他又求助于公众社会, 用贷款支持他的贫民教育学院。他向投资者许诺偿还资金, 因为他深信, 孩子们有朝一日学会了劳动, 贫民院通过他们的劳动就能在经济上自立。然而, 裴斯泰洛齐想错了, 这是因为孩子们一旦有衣穿, 吃得胖胖的, 学会了纺纱织布, 家长们就把他们接回家, 让他们在家为自己的利润而忙。而出于孩子之手的纺纱和织物也不符合爱挑剔的顾客们的质量要求, 因而裴斯泰洛齐不得不把他产品的价格大大压低后再拍卖。 1776 和1777年又因欠收导致荒年, 从而, 允诺的款子也未如数抵达。1777年, 裴斯泰洛齐的收成因一场暴风雨而几乎荡然无存, 因而他只得买好过冬的库存。1778年安娜意识到有必要放弃遗产, 以偿还债务。一年后, 裴斯泰洛齐除了变卖他约三分之一的田产别无选择。他把事务托付给的弟弟巴帕梯斯特 (Baptist) 。而当他把大笔钱拿到手里, 又禁不起诱惑, 不是让信徒们满意, 而是溜之大吉, 数月后 – 那是1780年2月17日 – 他从遥远的阿姆斯特丹给安娜的堂兄弟约翰·格奥尔格·舒尔特斯写来一封悔恨交加和绝望的信。 最令他灵魂痛苦的是, 让他亲爱的母亲失望, 他再也见不到她。此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只得推测, 他在异国的服役中或在移居美洲时身亡。

在《天鹅之歌》 (Schwanengesang) 中, 裴斯泰洛齐在回顾一生时写道:

„我们的不幸已经注定。现在我很穷“ (裴斯泰洛齐作品全集, 卷28, 页234)

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离开了他, 邻居们对他避而远之, 讥讽他。蒙受损失的亲戚再也不想看到他, 因为他们不想再回忆起那笔损失的钱。他的太太累成了病, 外出休养数周、数月之久, 特别在 佛朗其斯卡·洛玛那·封·哈尔维尔伯爵 (Gräfin Franziska Romana von Hallwil)家, 她十九岁就守了寡, 自觉与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合拍。其实还只有两个人无条件地站在裴斯泰洛齐一边: 1780年的某一天(确切的数据没有), 新庄来了位侍女 伊丽莎白·奈芙(Elisabeth Näf),人称丽莎白 (Lisabeth, 1762-1836), 她听到裴斯泰洛齐的不幸, 她操持家务和荒废的院子。她被裴斯泰洛齐的妻子尊为女友, 为裴斯泰洛齐的家服务到1825年。

而在裴斯泰洛齐万般无奈的时刻, 是巴塞尔市议会的书记员 伊萨克·伊瑟林 (Isaak Iselin), 依然相信这位新庄的男人, 尽管他屡屡受挫, 仍向他表示自己的爱和尊敬。 伊瑟林是一位博爱主义者的重要人物, 那是一场改革运动, 首先想把卢梭的思想财富实际运用到生活的每个领域。 在一封悼念伊萨克·伊瑟林的感人的挽词 中, 裴斯泰洛齐向读者透露, 当时是伊瑟林救他于绝望, – 有种种迹象表明 – 也许甚至使他避免了自杀。

在此后的人生途中, 裴斯泰洛齐仍一直非常想念他开办的贫民院。1799年在斯坦兹想必曾有几个月的如愿以偿。即使以后在部格多夫和伊佛东的教育和学校办得如何如火如荼, 均非他的本意。1818年, 当他获悉能获得一笔较大的稿费时, 立即在伊佛东附近又开了个贫民院。但这个贫民院也为时不长, 不久, 它就被并入伊佛东的学院。当他最终以一个八旬老人回到新庄时, 仍正尔巴经地打算为他当年的贫民院重整旗鼓, 并坚持要在新楼的筹建时助一臂之力。死亡使他摆脱了一位穷孩子之父的这种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