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庄的年代

裴斯泰洛齐特别关注十一税的问题, 它决定着年轻共和国的命运。十一税本来是一种宗教税赋, 源于圣经, 旨在解决完全致力于基督教事业的神职人员的家庭开支, 把自己十分之一的农产品转让给他们。随着货币经济的出现, 在很多地方通常就用现金缴纳十一税。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 教堂(特别是修道院)逐渐要求把缴纳的十一税当作隶属于它的农民的普通税。当后来修道院被宗教改革取消后, 国家并未取消十一税, 而是让自己以十一税主人的身份出现, 将收缴十一税的权利转让给学校、医院、穷人院、教堂和私人, 以至于农民阶级要承担社会的全部负担。一种对丰衣足食的和有钱的商人、工厂主、神职人员和贵族一视同仁的缴税义务当时还没有。原则上一个生活宽裕的农民可 以赎买十一税, 只要他将每年十一税额度的大约二十倍用现金一次性缴清。裴斯泰洛齐在他的伟大的乡村小说《林哈德和葛篤德》中,他为农民指明了如何在棉纺业里通过额外收入 赎买十一税的道路。是的, 按裴斯泰洛齐的信念, 即使是孩子们, 通过常年累月每天每日地纺纱织布, 有朝一日也能筹集到赎买十一税的大部分钱。

法国人在进入瑞士联邦境内时, 曾答应为农民解除所有封建时代的赋税, 也包括十一税。这就说明, 瑞士内地(乌里Uri, 施维茨Schwyz, 下瓦尔登Unterwalden)的农民为什么对国家的大变动没有多大兴趣, 因为他们早就通过赎买摆脱了十一税的义务。

为了兑现诺言, 在法国人入境两个月后, 赫尔维蒂议会就取消了包括十一税在内的所有封建性的负担, 其用意是好的, 但在一定程度上却犯了后果严重的错误, 因为国家在制定普遍税收制度之前, 就切断了自己的主要财政来源。除此之外, 民间正在激烈辩论, 究竟把十一税作为一种公共税务还是作为一种私人债务来对待。倘是后者, 赎买的必要性就含有偿还债务的性质。

裴斯泰洛齐介入了这场争论, 于1798年夏天发表了所谓的“一论十一税“(谈十一税,Über den Zehnten),那是一篇以农民的对话为形式的文章。 裴斯泰洛齐在其中一方面展示了十一税的不合理,它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而应该由普遍的财产税来替代。另一方面他又看到, 必须补偿迄今为止的十一税获得者失去的财政来源。于是他制定了下列规划: 将所有权属地方的常常休耕的土地私有化,以此达到充分利用, 同时将变卖的收益, 补偿迄今为止的十一税获得者。由此可见裴斯泰洛齐原则性的政治立场, 他不想在消除不公正的同时制造新的不公正。他不是从党派的利益考虑, 而是始终看到整个社会这个有机的整体。

裴斯泰洛齐的这篇不易理解的文章被大大地误解了, 大家骂他为“十一税盗窃集团“的追随者。裴斯泰洛齐只得又一次拿起笔, 在他的“二论十一税“(论赫尔维蒂共和国时期十一税和地租的性质及其它们在革命时代所有规定的不妥(Abhandlung über die Natur der helvetischen Zehnten und Bodenzinse und die Unpassendheit aller ihrethalben in der Revolutionszeit genommenen Massregeln)中深入地描绘了中世纪以来十一税的发展,令人信服的论证了怎样从私人合法捐税逐渐变为不合理的公共税,赎身必然会使农民破产。同时 他又看到, 新赫尔维蒂共和国的状况在灾难性地恶化, 新国家濒于崩溃。而裴斯泰洛齐想到的, 却是国家被拯救, 所有其他的目标都应服从于这个最高目标。对他来说, 首先涉及的又是全体的福祉。因而在论文的结尾, 裴斯泰洛齐的话锋来了个出乎意料的转折, 尽管他毫不含糊地肯定农民怎样缴纳十一税的自由, 但请求他们在国家的危亡时刻不要坚持自己的权利, 而是通过暂时地放弃自己美好的权利而拯救祖国。倘若现在给他们这种权利, 国家就会灭亡。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 都没有听从裴斯泰洛齐的话, 新国家不久就灭亡了。